Michael Rudolph (劉哲勳) 1994:

台灣社會變遷中的原住民族婦女娼妓問題: 社會文化, 社會心理 , 及歷史性的因素 ¹

In: Council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Taiwan (ed.), Yuanzhumin wenhua huiyi lunwenji (Anthology of papers of the Aboriginal Culture Congress), p. 235-249. Also i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Taiwan), No.4, 1994, p.39-48.

(1994 年4月10 日于第一個台灣原住民文化會議的演講)

1. 前言

1.1 這篇文章的資料來源和興成

1.2 問題的接觸 - 我自己的第一個印象與研究興趣的興起

2. 原住民社會三種因素的分析 - 參考針對原住民賣淫問題的三種不同的台灣社會論述

2.1 社會經濟因素加上法律上的漏洞 (人權及婦女團體)

2.2 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規範崩潰的不良後果 - 以阿美及泰雅族為例 (台灣的學術界)

2.3 心理文化因素 - 邊緣化與心理歧視對少數族群的負面影嚮 (台灣的學術界)

3. 漢人社會因素的影嚮效果

3.1 台灣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 (new sexual subjectivity)

3.2 從歧視的對象到性欲發洩的對象 - 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矛盾性現像之分析

4. 結語

1. 前言

1.1 關於這篇文章的資料來源和興成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 1992 年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完成的碩士論文中的一 部分. 我所運用的資料主要來自台灣的學術機關, 部分則來自政府機構及 台灣的人權團體或婦女工作團體. 這些資料的收集大致止於 1990 年完成. 為了補充一些比較新的資料, 我在過去三個禮拜花了一些時間, 去拜訪几個 關心員住民娼妓的婦女團体, 包括處在台北的勵馨園及彩紅婦女事工中心.

在 "原住民婦女在台灣社會變遷中的娼妓問題" 中, 我想先解釋三 種社會因素, 即 (1) 社會經濟因素, (2) 社會文化因素 (側重原住民社會 規範崩潰的不良後果), 及 (3) 心理文化因素 (側重原住民族群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與心理歧視 (discrimination) 對少數族群的复面 影嚮), 如何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嚮了不同的原住民社會, 而間接促使某些 族群的婦女大量地走上賣淫的道路.

另一方面, 我想談談漢族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現代的社會環境, 因為它也 配合或驅使了原住民婦女被拉入色情行業裡面. 在這方面, 除了提出几個跟 特殊的台灣娼妓歷史有關的客觀因素之外, 我還想談談兩個比較主觀性的因 素, 即漢人在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 (new sexual subjectivity) 及漢人 對原住民在看法上和知覺上的轉變 (fetishism). 針對原住民婦女在漢族 的性服務業裡倒底演著甚麼角色的問題, 我認為這兩點特別值得探討.

1.2 問體的解觸 - 我自己的第一個印象與研究興趣的興起

我 1987 年第一次到台灣. 當時, 我發現: 雖然台灣政治仍處於不太穩 定的狀態, 但是整個社會經濟非常繁榮的, 而且社會中的貧富懸殊不大. 不過, 在這種經濟快倏成長變化中, 還是有一群人比較無法享受到台灣經濟 奇跡的結果 - 即台灣的少數民族. 無論是在大都市邊緣的貧民區或在 山上的村落, 都留給我一個印象: 這一群人迷失於台灣的工商社會中, 他們 迷惑, 彷彿完全缺乏了方向感. 另一方面, 我從若干與漢人的攀談中, 也 注意到他們對這一群人驕儌, 貶斥的態度.

據 1988 年的一個統計資料顯示: 在台灣從事娼妓工作的人口高達 21 萬, 這個數字佔整個女性人口比率 2,1%, 已遠遠超過一般正常社會所存在 的量 (候崇文 1988,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另外, 台灣的從娼人口中, 未滿 18 歲的少女及為滿 16 歲的雛妓所佔的比率特別高. 像今年 (1994) 6 月 21 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佈台灣有 10 萬名雛妓 (政府機關當時馬上就 發表這種說法有損台灣的國際形象, 台灣的雛妓數目據官方犯罪調查儘有 2, 3 千人. 而根據勵馨園前執行張粱望惠的研究推估台灣雛妓人口約 4, 6 萬人, 這些數目出入甚大, 在輿論界興起了論戰).

娼妓問題是存在於世界各地, 比如在德國同樣也有娼妓及人口販賣問題 (agisra 1990).² 我為甚麼會特別注意台灣的娼妓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在 台灣從事娼妓工作的人口比率不僅特別高, 同時數據上也顯示: 原住民婦女 從事娼妓工作者高達其中的 50%, 幾乎佔整個娼妓市場的ㄧ半 (陳秀惠 1986), 而且大部份是未成年的少女.³ 而資料又顯示: 當娼妓的原住民婦女 中, 也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所謂 "自願的" (張國立 1988, 他認為 80% 以上是自願的).⁴

2. 原住民社會三種因素的分析 - 參考針對原住民賣淫問題的三種不同的台灣社會論述 (媒體, 人權 / 婦女團體及學術界)

2.1 社會經濟因素加上法律漏洞 (媒體, 人權及婦女團體)

當然台灣的媒體及台灣人權和婦女工作團體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報章雜誌也很努力地在探討這個問題.⁵ 他們歸納出助長此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被不恰當的山地政策而導致的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經濟落差, 加上法律上的漏洞. 自從山地經濟在 1960 年代被納入台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体系後, 山地經濟就演變成一個附屬依賴在台灣平地經濟的次級系統. 因為傳統致力於農業的原住民不再能依賴原有的山林田園, 得不到原有土地靠藉為生計, 不僅造成原住民社會的外流, 但是 (因為若干社會經濟因素, 比如缺乏職業技巧, 被經濟落差而導致的經濟誘因等) 也導致原住民婦女掉入火坑的悲劇 (陳秀惠 1986). 而且, 這種情況為甚麼會一直惡化的主要理由, 是因為台灣法律上根本沒有一套規範 "販賣人口" 的規則. 另外, 台灣的法律裡邊也沒有一些對這些弱勢族群的保護條例, 所以原住民婦女在漢人社會的販賣人口集團的打擊下沒有任何的幫忙.⁶

我也認為上一段所提出的几個原因 - 即經濟落差與法律上的漏洞 - 是主要的觸媒, 已經對台灣日益嚴重的原住民婦女從娼問題提拱了一個 很好的解釋. 經濟落差問題確實值得重視 - 原住民每戶總收入只及台灣平均收入的 40%. 就像美國社會學家 Merton 早在 1938 年已經強調過: 低經濟階層者常渴望物質方面之獲得, 但因其達到目標的 合法方式受到很大的剝削, 當其目標與方法間產生矛盾時, 所面臨的挫折 往往導致偏差行為的產生 (Merton 1968). 同樣的, 原住民與平地接觸後, 亦有追求享受的觀念, 婦女從娼或押賣女兒從娼就是滿足慾望最快速的方法.

2.2 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規範崩潰的不良後果 - 以阿美及泰雅族為例 (台灣的學術界)

但是,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從原住民婦女 "自願" 從娼 (或父母 "自願地" 把自己的女兒賣掉) 和漢人偏好找原住民買淫的現象中, 我以為, 文化差異及兩個民族早已沒有一個強且有力的文化認同, 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為甚麼認為經濟問題, 也就是原住民的貧窮, 並無法對原住民賣淫 行為作充分的解釋, 一方面是因為在台灣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在從倡比率上 顯露很大的差別. 比如, 台灣最大的原住民族群阿美族, 她們在從事娼妓 工作的原住民婦女中所佔的比例只有 10%. 相對的, 泰雅族卻高達 80% (這裡的泰雅族包括太魯閣族) (廖碧英 1986). 另一方面, 從學術界的資 料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現象, 不可以干脆歸類於原住民社會傳統習俗. 台灣不同的調查結果指出, 山地傳統的社會裡很明顯地對性有著非常嚴格 的禁忌, 尤其任何一種淫亂行為將會遭到嚴厲的譴責, 甚至會導至很強烈的 處罰 (陳秀惠 1986). 比如泰雅族, 他們原有的祖靈信仰對他們性行為 有很大的規範力量 (李亦園 1984). 因此, 賣淫不僅在漢人社會裡, 即使在原住民社會裡都被看成是一種偏差行為.

2.21 台灣學術界對原住民偏差行為的解釋

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群在適應漢人文化的過程中, 為甚麼會產生偏差行為 (也包括賣淫行為), 台灣的學術界早就提出了几個理論基礎: 對他們來說, 這是几個互為條件的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 (內在及外在的因素):

a) 在原住民族群的社會及文化變遷的過程中, 若干原來具有社會規範 作用的傳統社會組織或制度已面臨解組的狀態, 因此也導致了原有價值體系 崩潰. 在新的價值體系還未建立之前, 原住民迷失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中, 甚容易也會產生偏差行為 (李亦園與許木柱 1978).

b) 不過, 除了內在的社會文化因素之外, 外在社會環境因素也有相當 大的影嚮力. 比如: 在大社會佔優勢的多數族群對於少數族群的心理 歧視或者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可能導致少數族群適應不良現象 (許木柱 1987) (或更具體的: 對於少數民族的工具式和情感式動機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motivations) 產生不良影嚮 (De Vos and Hsu 1985)).

以全體而言, 這些人類學家發現了在快速的文化變遷中, 有些原住民 社會的成員比較容易能夠適應社會文化的變遷; 有些社會則比較不能適應. 這種差異並不是隨機出現的, 每一個社會的個人心理與其社會結構的特質 可能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李亦園與許木柱 1978). 人類學家也指出: 歷史因素 (包括 涵化程度) 和兩種接觸的文化的調和性對少數族群在調適 過程中的反應方式, 適應方式和應付方式具有相當大的影嚮力 (De Vos and Hsu 1985). 至於偏差行為, 許氏還指出: 由於各個族群各有傳統的行為準則與價值判斷, 而且屬於在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中, 因此, 偏差行為的頻率可能 不同, 而偏差行為的類型也可能有所差異 (許木柱 1987). 同樣的作者於 1991 年發表的一文中 (許木柱 1991) 的結論是: 由於外在社會因素 以不同的方式來影嚮不同族群的工具式和情感式動機, 因此某些族群的成員 的偏差行為可能也應該被詮釋為一種克服不良的外在社會條件的應付策略 (coping strategy). 下面要看一看這几個理論基礎是否也可以用說明 原住民婦女的賣淫行為.

2.22 阿美及泰雅族的社會結構體制及其族群的歷史

當我們以這個理論基礎對照阿美及泰雅族的社會結構體制及其族群的歷史的時候, 若能再看這兩個族群在漢人社會裡的涵化程度及各個與漢人文化 的調和性, 我們就比較容易能夠了解這兩個族群在從事賣淫行業的比率為甚 麼會有如此大的差別.⁷

關於阿美族, 從許木柱教授的研究結果 (許木柱 1987) 可知道: 因為 阿美族的社會體制, 即從政治, 宗教, 經濟及親屬關係來看, 比較接近 漢人社會的組織 (雙方最重要的共同特徵是: 兩個社會都是階級社會 (黃應貴 1984)), 所以 他們將新的形式嵌入傳統的社會結構中也比較成功. 在文化持續發展的情況下, 阿美族部落組織的運作仍然以頭目制度與年齡 階級制度為基礎. 此外, 傳統的互動密切的親屬群還滿完整. 連移居城市 的阿美族大部分也還保持集體的生活方式. 因此, 阿美族的年輕人還在他們 的社會傳統的規範力量之約束下, 並維持他們原有服從而重視和睦的人際 關係的性格. 阿美族在整個大社會之所以最受歡迎,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另外一個原因是: 阿美族的涵化程度是所有的原住民族群中最高的, 他們自 清朝以來, 歷經日据時代而至國民政府, 與漢人社會維持著密切及良好的 關係, 因此也較習慣漢族的社會體制 (許木柱 1987).

2.23 泰雅族的社會結構體制及其族群的歷史

相對的, 泰雅族的涵化程度是最低的, 他們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才 開始跟漢族有比較密切的互動關係, 在這種太突然的接觸之下, 其經濟 體制及社會結構完全無法習慣新的社會條件. 泰雅族傳統社會體制與漢族 社會體制有天壤之別. 以黃應貴的研究結果來看, 泰雅族的社會結構是 非階級性的, 社會成員並不受頭目或年齡階級所控制. 反而, 宗教上強調 個人能力的精靈信仰支配著整個社會的社會生活 (黃應貴 1984). 在這 種體系中, 代替親族群而發揮規範約束, 共勞合作, 同負罪則等功能 的是各種共同摻加宗教儀式的群體 (泛血親祭團). 在泰雅族的傳統社會裡, 規範青少年行為的並不是父母或某些具體的社會組織, 而是更具威脅性的 自然力量祖靈以及對泛血親祭團的連帶責任感. 團體中任何一個人犯了 奸淫或其它有違祖靈訓誡的事, 整個團體都要受到祖靈的懲罰. 由於共勞 合作經濟功能的不符大社會實際需要 (青少年過剩勞動中的運用問導致了 大量青少年遷移到大都市工作), 而共負罪的基本信仰逐漸瓦解 (這是國家 教育及基督教轉入山地的後果), 因此泛血親祭團終於崩潰, 不再發揮它們 的社會規範力量. 儘管如此, 泰雅族的父母卻無法取代泛血親祭團的規範 功能, 對他們的孩子仍然採取縱容的教育方式. 而另一方面, 其他的社會 機構, 如政府設置的村落行政單位或學校, 在與原來的社會體制完全不一樣 的情況下未被接受而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因而導致泰雅社會的規範力量 變成一片真空 (李亦園與許木柱 1978).⁸

再者, 因為泛血親祭團的作用無法延伸到現代生活, 而泰雅人在傳統的 個人主義趨向下缺乏較密切的家庭互動, 所以泰雅族的人際關係往往較為 疏離, 遂導致他們不僅在本族內部, 但是與漢人也常產生衝突. 因此, 泰雅族人在多數族群心中常被視為一個比較兇悍的民族, 而他們也比較遭遇 到漢人的歧視 (許木柱 1987; Hsu 1991).

2.24阿美族及泰雅族的社會結構體制及其族群的歷史對兩個族群婦女賣淫行為的影嚮 (implications)

從阿美及泰雅族的社會體制及其族群歷史的對照, 大概可以如此推測: 涵化程度和兩種接觸的文化的調和性的高低, 不僅在兩個族群的成員 在大社會的社會行為發揮其影嚮力, 也或多或少反映在個人行為如從事賣淫 行業的比例上. 因為阿美族的社會規範力量 - 在文化持續發展的情況下 - 繼續存在, 所以這個族群的成員也比較不會走上賣淫的道路. 相對的, 泰雅族社會主要的規範力量的解組, 加上個人在自己的社會裡和在漢人社會 裡的被疏離及被隔離, 都導致了這個族群的成員常常侵犯著既被漢人社會 又被本身社會所重視的規範與準則. 除了喝酒過量和青少年在犯罪比率 比其他的族群高的現象之外, 賣淫行為也包括在內.

2.3 心理文化因素 - 邊緣化與心理歧視對少數族群的負面影嚮 (台灣的學術界)

2.31 邊緣化對少數族群的負面影嚮

外在的社會因素還促使上述趨向的惡化. 所謂的外在的社會因素, 一方 面是國民政府不恰當的漢人中心山地政策, 導致原住民對大社會適應不良 (政府當局完全不了解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不承認台灣原住民的地位, 甚至完全以漢人的價值觀來規劃政策, 如此, 更加速原住民的生活走上 萬劫不復的境地 (中研院民族所 1983).

2.32 心理歧視對少數族群的負面影嚮

a) 賣淫行為的 "情感式的" (expressive) 功能

另一方面, 多數族群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與心理歧視態度 - 例如多種對原住民的賤稱或絕對反對在某些工作中雇用原住民 (謝世忠 1987) - 對少數族群的心理適應有相當負面的影嚮. 中研院的學者在他們針對台灣原住民心理適應的研究確証: "越是受到歧視的族群, 其社會心理越差" (中研院民族所 1992). 我以為, 在某些特殊社會文化的條件下, 賣淫行為 也應該被詮釋為一種克服大社會對原住民的心理歧視的應付策略. 從這個角 度來看, 賣淫行為一方面是一個自行應驗的過程 (Self Fulfilling Process) 裡最後的結果: 由於外在社會對他們的評價和看法 (原住民為 劣等或次等人, 他們懶惰, 沒有貞操觀念等), 使原住民衍生出自我貶抑 的心理, 慢慢喪失自尊心, 最後就開始按照其他人所分給他們的社會 地位行動 (比如, 傳播媒体連續發表關於泰雅族酗酒, 從事色情行業 等問題的報導, 對該族的自我評價 有相當大的影嚮). 就像謝世忠教授 在他 "認同的污名" 一本書中強調: 因為原住民得不到漢人社會的接受, 他們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作出許多其本族社會與漢人社會的倫理道德都不容的事, 例如, 無限制的喝酒及競相賣淫等 (謝世忠 1987). 這種被強烈的挫折感而造成出來的賣淫行為, 就 是心理歧視對情感式動機 不良影嚮的反映 - 以這個眼光來看, 賣淫行為是情感式的 (expressive).

b) 賣淫行為的 "工具式的" (instrumental) 功能

另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賣淫行為可能也是一種被未滿足的成就動機 (或取得社會地位趨向) 而道致的結果. 根據中研院的學者的發現, 在傳統泰雅族社會裡, 個人的能力及勇氣的強調為最優先的價值 (Hsu 1991). 由於現代原住民社 會的成員在近來幾十年內, 漸漸受到過"拜金主義"的影嚮, 因此個人的能力 今天就以消費能力來代表的. 然而, 在現代社會經濟體制的條件下, 泰雅 社會的個人幾乎沒有機會以正常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能力,⁹ 因此他必須採 取某一些替代方式 (alternative methods) 來獲得他所渴望的社會 肯定及成認. 就像李亦園在一篇 1982 年的論文裡所描述: 很多少女以能賺 得很多錢而打扮得花枝招展為榮, 父母親也以其女兒有出息而感到得意, 鄰局親友也以之為羨慕對象. (李亦園 1984). 在此, 賣淫行為是工具式的 (instrumental), 因為它是族群邊緣化對個人的工具式動機不良影嚮的反 映.

3. 漢人社會因素的影嚮效果

3.1 台灣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 (new sexual subjectivity)

在這裡我想探討的是: 漢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現代社會環境的先決條件 如何也配合或驅使了原住民婦女的被拉入色情行業裡面. 當我們仔細地看在 台灣對娼妓的需要量為甚麼會特別高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此種現象既具有 歷史又有社會文化的因素:

3.11 歷史的因素

a) 光復之前: 移民社會机日據時代的結果

台灣早期是移民社會, 一個男性遠多於女性的生態很不平衡的世界. 像這種先決條件不僅造成了童養媳及養女制度, 但是 - 因為這個制度的被濫用 - 也導致娼妓行業過盛. 這個趨向還被其它歷史性因素加強, 例如在日據 時代, 日本人為便於統治, 施行麻醉政策, 因此, 娼妓政策也特別開放 (沈美貞 1990).

b) 光復之後: 三種從外來的衝擊

在 50 及 80 年代之間 - 也就是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 轉變為工商業 社會, 導致原住民人口大量地外流的那個階段 - 在台灣有 三個從外面來的衝擊特別影嚮了娼妓市場的發展: 第一波是榮民, 第二波是 越戰美軍, 第三波則是日本觀光客 (余光弘 1979). 由於這三個衝擊促進 而逐漸擴大的娼妓市場到 70 年代末期按照普通的供求法則運作. 但是, 台北市政府於 1979 年在北投取銷合法娼妓市場的策略, 使得地下被黑社會幫派操控的娼妓市場, 在無政府的狀態下漫延滋長, 使得原有的問題更糾纏惡化 (沈美偵 1990). 因為原住民婦女是整個大 社會抵抗力最弱的一群, 不論是在智識, 資源乃至經驗上, 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 所以他們 - 在立法與執法上的嚴重缺失的情況下 - 也最容以被拉 入這個市場裡面.

3.12 社會文化的因素

a) 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之產生 (傳統及現代社會價值的合併)

就以漢民族傳統兩性關係來看, 對女人的看法分兩種, 一種是母親 / 妻子, 一種是商品化的性貨物. 所以在台灣 - 就像其他的父系社會一樣 - 在性行為上也形成出來雙重標準的道德觀. 雖然女性要守貞操, 但是男人的性行為一般都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嚴格繾責 (瞿海園 1991), 男人社會中甚至有: "取笑沒有沾染煙花柳巷的男子" 的現象. 有關台灣現代的性觀念, 雖燃 "正式" 發表的資料很少, 但是我從雜誌, 報章的資料以及筆者對廣告內容的分析發現: 在台灣有某些傳統的 性觀念還十分流行, 例如腎虧恐懼或者採陰補陽 (譚石 1990), 因此, 不少嫖客還以為處女滋補 (瞿海園 1991).¹⁰ 但是, 除這些 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之外, 從台灣的增乳, 擴大眼睛等廣告中可以看得 出來, 台灣也已經吸受了某些西方的新性觀念和審美觀 (甚至恐懼).¹¹ 雖然很多新的看法是輿論的誤導 (例如在雜誌, 報章裡, 有像歐美正在流行 換妻, 性派對之類的報導), 但它們在某一種程度上還是 仍然支配和影嚮了 台灣男人性欲上的渴望及幻象. 這種中國和西方的性觀念的合併, 就是我所謂的 "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 (new sexual subjectivity).

b) 性觀念上新興的主觀性及社會經濟如何配合起來而促使大量台灣男人去買淫 - 台灣中產階級強壯起來

從這幾個歷史及社會文化背景我們可以理解, 台灣 1980/90 年代的 娼妓市場為甚麼繁榮冒盛, 並切為甚麼會促使大量台灣男人去紅燈區買春. 在新富裕起來的台灣中產階級幾乎每個人都有經濟能力來滿足他在性欲上的渴求與希望 (江迅 1987). 就象李昂指出, "今天暴發的中產階級有的是 錢, 再加上傳統以來的即已根深蒂固的大男人沙文主義, 想要女人來 侍奉他, 以風塵女郎滿足自己是皇帝的幻覺, 夢想. ." (李昂 1987). 不過, 由於漢族女人的 "貨源" (尤其是雛妓) 逐漸開始缺乏 - 這種情形 可以從台灣養女制度 1956 年被取消, 及漢族農村社會改革使貧富差距 變小來看 - 因此, 原住民婦女和少女也很自然被納入娼妓市場裡面. 因為這些原住民少女們常常是被押的或被賣的, 她們落為整個色情市場最 底層的層面, 變成一個最便宜的貨品, 也因為這個理由, 許多收入比較底的 社會階層的成員們特別 (無耐地)　去找她們.